“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钩挂三方来闯荡：
老蒋、鬼子、青洪帮！”
邱县是冀鲁豫大平原上的小县，原属山东，今属河北。
按理说，边界地区应该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但这里不是湘赣边，没有高山深林。尽管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激烈，却由于夹在冀鲁两省军阀之间，稍有风吹草动，不是宋哲元的马队来“剿”，就是韩复榘的侦探来抓，我党地下活动很难开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土崩瓦解。鬼子还没来，县长王廷延就跑了，邱县进入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
河北省主席 宋哲元
秦失其鹿，县城里的地主、士绅、恶霸、兵痞自然要共逐之，他们乘机搞了个半政权性质的“支应局”。说白了就是“维持会”，谁来都“支应”，只要能“维持”老爷的“体面”，随时可以出卖群众的利益，哪怕是卖给日本人。什么民族气节，哪叫国家利益，只要老爷还是老爷，下人仍是下人，卖给谁不是卖？
11月15日，日军侵占邱县，为报复二十九军的抵抗，展开疯狂的大屠杀。半天之内，即残杀我同胞808人。
兽兵借口搜查“溃军”，进入街巷，一家不隔，逢人就砍，见人就杀。东街王小子是“九宫道”徒，听说日军进城，赶紧跪在屋里烧香祷告。九宫道是封建迷信的反动会道门，跟日寇汉奸早有勾结，宣扬日本入侵是中国劫数难逃，要求教众“躺平”，不要反抗，顺其自然。鬼子可不跟你讲道理，破门而入，开枪就把王小子给杀了。西街石富春家，先打死石富春，老婆正怀有八九个月身孕，鬼子一刺刀下去，挑开肚子，把血淋淋的婴儿挑出来，最后又残忍地挑杀了在炕上大哭的三个孩子。城外东屯李成林，被鬼子砍了头，挂在树上示众。仅东西南街，被日军杀绝户的就有14家。
山东省主席 韩复榘
从此，邱县沦陷，邱县人民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
为了求生存，各种打着“抗日”旗号的民间武装蜂起，各路“司令”多如牛毛，谁来都向群众派粮派款。说他们是抗日武装，不如说是“土匪”更合适。特别是土豪劣绅所掌握的民团武装，也跟土匪相勾结，助纣为虐，危害更甚。当时的邱县，县城周围的匪团，就有26股之多，号称“二十六路反王”。日伪加上土匪，到处烧杀抢掠，社会极其混乱，民不聊生，暗无天日。
群众无依无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他们的思想和要求，就是极端仇恨日寇，极端不满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强烈要求抗日，消灭匪伪。
马固小学教员王屏，忧心忡忡，18岁的他，别看年轻，已经是位老资格的地下党。16岁入党，即被推为邱县第一个党支部的支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白色恐怖下，虽然与上级失去联系，但王屏他们初心不改，坚持抗日宣传，秘密发展组织。
如今，国民党的县长跑了，国民党员虽然全县也有一百多人，但多数都是土豪劣绅和官僚，不仅完全代表地主利益，直接压迫工农群众，而且毫无抗日斗志。是时候，共产党员要站出来，组织群众，搞武器，拉起武装，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保卫家乡，保卫人民。
王屏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武装，就寸步难行！”
问题是人和枪，从哪里来呢？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本地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也只搞到八九枝枪，组织了个十几人的游击队。跟上级组织联系上之后，又配合直南临时特委，争取土匪李景隆部二百多人，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第一师。
这个李景隆，出身小地主家庭，收入有限，却不事经营，也不识字，整天吃喝嫖赌，抽大烟，挥金如土，好交朋友，整天“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抗战爆发后，拉起民团武装，实际上就是土匪。不过奸淫掳掠，都到广宗、威县和南宫一带，不在本地作恶，所以在邱县没什么民愤。我们想改编他，使之成为抗日武装。
但我们的纪律，李景隆受不了，没多久借口到邢台敌占区，要说服汉奸高德林反正抗日，带着几个护兵跑了。结果，他也下水当汉奸，官拜“皇协剿‘匪’第二军宪兵大队”大队长。后来，我们几次做思想工作，希望他反正。李景隆只说现在人太少，等力量壮大了不迟。实际上，满脑子吃喝玩乐，那管什么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敌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他也根本不相信八路军能够打走日本。加上自身贪图享受，不能吃苦的弱点，最终日本人忍无可忍把李景隆踢了，毕竟养汉奸不是办慈善！
1938年5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到达冀南。首战威县，打跑了盘踞县城的日军，接着乘胜向漳河以南和卫河两岸进军。
八路军的胜利，让冀鲁豫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地方游杂武装中的一些人，开始选择正确的方向站队。随后，一支番号“冀南抗日游击第二师”的队伍，驻扎到了邱县。该师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认真执行“三六纪律、八项注意”，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受到了邱县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但你可能万万想不到，这支队伍的“老大”李侍曾，此前不但是个标准“草头王”，甚至还下水当过一段时间的汉奸。
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促成李侍曾的转变，促成了这支队伍的转变呢？
光绪十八年（1892），李侍曾生于本县贺钊镇西庄（今河北威县侍曾村）一个地主家庭。五岁时，家里遭了土匪，再加上被恶霸缠上打官司，最终破产。他虽聪慧好学，祖上出过秀才，也只能少而失学，11岁就开始打零工，农忙给富户家扛活，冬闲时做小生意，卖花生、梨膏糖。长大后，还当过牛贩子，四处闯荡。
1920年，华北大旱，灾害严重，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为谋生计，李侍曾托关系，到地主武装里，补了个民团兵。因为会来事，善交际，又能打能冲，得“贵人”相助，一路升迁。作过邱县公安局武装大队的骑兵班长、中队长，邱县、高密县公安局长。还拜当地青帮大佬为师，成为“念（廿）四”学字辈大佬，又开了香堂，当上“老头子”，在周围几个县收了上千的徒弟。
有了这些资本，李侍曾也发达起来，置房置地，娶了老婆，还纳了小妾。
抗战之初，地方秩序动荡，李景隆率土匪，四处洗劫，也曾打过贺钊的主意。因为是李侍曾的徒弟，不敢太“造次”，却也讹走了三千块“慰劳费”。本地乡绅赶紧请李侍曾出山，以“保乡保家”为名，成立了“壮丁队”。李侍曾名气太大了，官私两面，黑白两道，都得给面子，于是邱县、威县、临清、冠县和清河的民团，纷纷投奔，又收缴了不少国民党散兵的马匹枪支。壮丁队发展到三千多人枪，还有一百多匹战马组成的马队。
大地主的目的，说是“保乡保家”，实际上谁能保证其阶级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就跟谁干。在当时，那就是日本人。不久，在豪绅包围和日寇胁迫下，“壮丁队”被日寇收编为“清水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二团”，李侍曾为团长。
汉奸可不是啥好名声，原来李侍曾在当地人称“赛孟尝”，如今骂大街的可不少。长期跟随他的不少旧部，还有亲朋好友，基于义愤，对他规劝指责，进而相继离去，大批社会渣滓和土豪劣绅则乘机涌来。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也派人拉拢，许以高官厚禄，说你完全可以“两头吃”，只要打八路就行。
何去何从，犹豫徘徊，李侍曾陷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
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先后派出几路人马，试图挽救李侍曾，其中就包括李侍曾的族侄李子方。
李侍曾无子，唯有一个养女，李子方从小就跟李侍曾亲近，又是师范生、小学教员，被认为是李家后生中最优秀的一个，所谓“吾家千里驹”。自然深得重用，留在身边，任命为警卫连长兼随从秘书。
只是李侍曾不知道，李子方同志，此时已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了。
通过接触，李子方发现：李侍曾对被日寇收编当汉奸，非常不甘心，对地主豪绅为了自己利益，设局让李侍曾钻，骂名别人顶，好处他们占，相当不满意。此外，虽然是旧官吏出身，但李侍曾跟共产党无冤无仇，甚至还曾掩护过他佩服人格品行的共产党员脱逃。跟国民党没啥联系，基本是看不起、瞧不上的态度。其人性情刚直，有爱国保家之心，这些都是能够被我争取，反正过来的有利条件。
有有利条件，就有不利条件：作为地方实力派，旧军人出身，李侍曾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有多年的混事经验，江湖积习较重，部队成分很杂。对共产党基本没啥了解，反而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误解，知道红军能打仗，把毛泽东、朱德等同“梁山好汉”来敬仰。
但李侍曾也严重怀疑我们，甚至整个中国，能不能打得过日本？毕竟日本人要啥有啥，飞机坦克，国民党、中央军都扛不住，你们几条破枪，凭啥敢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撵出中国”？对于中国抗战前途，以及中华民族未来的解放和发展前途，更是茫然无知，想都没想过了。
这就决了，即便当下，我们能说服李侍曾，接受我党我军的教育和改编，未来他和他的这支队伍，能跟我们走多远，能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会不会出现反复，绝不是一帆风顺，手拿把掐的事情。
李子方同志没有公开身份，所以李侍曾暂时还没有怀疑到，前者和“八路说客”，其实是一头儿的。八路军派来联络的同志，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冷遇。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走的时候还送路费，但李侍曾借口“军务繁忙”，拒不接见。来得多了，也只是让李子方去“对付”。
当然，国民党来人，无论是打着中央、地方旗号，还是党政军哪方面的，李侍曾也是这态度。地方豪绅、汉奸和青帮，有的是他的老熟人，如今也不见面，包括书信往来，一概由李子方办理接待。
这也有个好处，屏蔽了各种有害和无效信息，方便李子方同志持续做李侍曾的思想工作。
随着冀南抗战形势的迅猛发展，八路军连战连捷，名头越来越亮，李侍曾的心理天平，逐渐向左倾斜了，不断向李子方，打听共产党、八路军方面的情况，询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共产党共产共妻是真的吗？
我有两个老婆，怎么办？会不会被‘共’一个，要不你先把你‘小大娘’送走，省得到时候麻烦。
共产党会相信我吗？把我当成汉奸怎么办？
听说共产党都是念书识字的人，是吗？你在共产党没有？
你见过八路军吗？八路军是不是‘朱、毛’的红军？
国民党那么多军队都跑了，八路军能打赢日本吗？
……
这些问题，李子方都尽量回答，尽量通俗易懂，但李侍曾却反复提出这类问题，不断求证，显然他的思想松动了，不过仍有相当的顾虑和怀疑。毕竟军队是他的命根子，搞不好鸡飞蛋打，我为鱼肉，人为刀殂的时候，可就回不了头了！
思来想去，李侍曾决定先找青帮的师兄弟，盘踞在香城固一带，同属伪“清水部队警备一旅”，大土匪头子王来贤聊聊。这一去就是七八天，回来的时候，臊眉耷眼，骂骂咧咧。本来想找王来贤倾诉衷肠：怕背上汉奸的恶名，将来愧对祖宗；又怕共产党不能相容，投奔过去，遭了暗算。想找王来贤，给他当个保险，不料王来贤不仗义，看李侍曾只带了几个护兵来的，就想趁机搞掉李侍曾，吞了他的人马。
据说最后，要不是本地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出面，李侍曾就得折在王来贤手里。
不过，找了王来贤，李侍曾的政治态度，却豁然开朗，告诉李子方：“以后那边（国民党的河北民军）来的人，不要理他们；南边（土匪汉奸王来贤）来了人，扣起来！”
没多久，李侍曾处决了一个姓徐的连长。此人原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排长，部队南撤的时候，带着手底下的人哗变。又纠集了几十个逃兵，在当地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因为装备好，战斗技术过硬，被李侍曾收编，当上了连长。但此人恶习不改，李侍曾原本还记得“人才难得”，这次也想明白了，早晚是个祸害，等成了“小王来贤”，可就麻烦了。
从处决徐连长开始，李侍曾陆续整顿纪律，有些人觉得他“变”了。
1938年1月，一夜之间，附近来村子来了支“马队”——八路军东进纵队骑兵连。让人啧啧惊奇的是，他们竟然神兵天降，几乎全无声息，就跑了上百里夜路。
到了目的地，顾不得休息，大多数人就深入群众，有的访贫问苦，有的给群众打扫卫生、修缮房屋，还有的在街上刷写抗日标语，向群众宣讲八路军的纪律和抗日政策，教村里的孩子识字、唱歌。战马更是管得规规矩矩，为了不让啃群众的树木，甚至用被褥裹住树干。
群众慨叹：“这样好的队伍，可是头回见！”
李侍曾听说后，赶紧带着李子方去观摩。他也是老行伍了，对八路军艰苦的作风，严明的纪律，对群众亲如一家的态度，还有别家军队完全见不到的新鲜做法，赞叹不已。这时候，李侍曾也不怕八路要“吃”他了。
回来的路上，还跟李子方说，你注意到了吗，这些八路都是“蛮子口音”，江西红军，江西红军啊！
1938年元月一天晚上，由任县邢家湾进驻威县鱼堤。真如神兵天降，人心沸腾起来，侍曾马上要他族侄代表他前去欢迎和慰劳。他详细询其实我们知道，八路军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改编。这些南方口音的同志，不是来自鄂豫皖，就是四川人。不过，当时不像现在，多数北方人根本搞不清南方口音的显著差异。
经过几个月的复杂斗争和紧张工作，李侍曾最终下定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抗日救国的道路，毅然率所部两千余人，宣布反正，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
随着社会渣滓被淘汰，一批青年学生和共产党员输入部队，部队又随之扩大。但部队成份仍很复杂，一部分权力和重要位置，还把持在国民党分子和豪绅手中。
完成改编不久，独二师参加了威县攻城战斗。
尽管李侍曾言语恳请，多次争取要参加主攻，但八路军领导还是安排独二师打埋伏，只抽调警卫连的7名本地战士当向导。
这里请大家注意：李侍曾的“恳切”，其实是迫不得已。毕竟旧军队往往这个时候，习惯于借刀杀人，慷他人之慨，让新编部队送死，正所谓“打死外敌除外患，打死杂牌平内乱。”老李见得多了，可八路军把“送死”的任务，留给自己的主力部队，干部和党员，嗷嗷叫地请战。欣慰之余，他也有点汗颜：打鬼子杀汉奸，本地人咋能甘居外地人后呢？
说到这里，冀鲁豫人民真是可爱，他们敦厚勇敢，无所畏惧，自义和团运动以来，就有深厚而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听说八路军要打威县，当地不少农民，主动请缨，要求带路，甚至参与战斗。有位五十多岁的老乡，扛着一把磨得锃明瓦亮的大砍刀，自报奋勇，要随军爬城。
5月10日凌晨，威县战斗打响。
一开始进展很顺利，但关键时刻，原来答应跟我们里应外合的，伪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和梦九，突然反水。死心塌地给鬼子效命，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我入城的114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这其中主要是六八九团的同志，也包括李侍曾警卫连的三位战士和两位农民。
那位农民英雄，第一个从城东北角爬云梯登城，也壮烈牺牲在攻城战斗中。名字都没有留下，只知道他是威县七里苏人。但是“七里苏”在威县哪里？我在今天的地图上，没有找到，心里满是愧疚。
威县战斗后，李侍曾憋着一口气，对李子方说：“我再也不想‘独立’了，我想当八路！”
由此，“独二师”整编为“八路军冀鲁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李侍曾还主动提出，这支“新八路”，也要像“老八路”一样，设立政治机关，“请给我派个政委吧！”
可是旧军人向革命军人的转变，哪有那么容易？好像摁一下按钮，灯就亮了，其间是需要做大量且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又：我们河南有句老话，叫：“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咋跑？”
曾几何时，我们的影视剧，表现我军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者，那实在是一言难尽（不能一棒子打死，也有好的，比如电视剧《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政工人员应有刻苦任劳、牺牲奋斗之精神，待人待物要和蔼，不可有浪漫之行为。要过最苦之生活，对与士卒同甘共苦这句话要兑现。各级政工人员过去过于重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而忽略士兵政治训练，结果不但不能组织与训练民众，而士兵亦不知训练为何物，致军纪荡然。”
这段话，是张发奎在1939年日记中的慨叹，张发奎是见证过国共两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四军当年为啥能叫“铁军”，与共产党员在四军中的特殊表现，以及我军在四军中所做的政治工作，是离不开。但是大家请注意，那个阶段，国民革命军中我党同志搞的政治工作，还是不成熟的1.0版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这些年，写了多少这方面的东西，就知道差距了。
所以说，国民党里面不是没有明白人，为啥做不到呢？即便是中央军和曾经非常重视政治工作，有政工传统的张发奎部队，也做不好呢？
说到底，还是军队的阶级属性。不讲清楚这个，什么都是扯淡！
2025年6月28日19：27于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