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是Knight和Willmott《Labour Process Theory》的第六篇，本来在几个月前已粗译，但一直无时间校对排版，今日得闲。
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好的地方在于：
（1）确实澄清了国家维度的在劳动过程争论中的地位和位置，区分内部国家论与外部国家论的思想谱系说明是比较清晰的，正统派遗留的一个考虑就是将国家作为劳动过程研究的外部因素加以讨论，但这种考虑方案的确限制了可能的对资本-国家整体机制在劳动过程中的讨论；至于“内部国家”的设想，作者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而对工厂政体则提出了不无正确的批评：工厂政体的概念因其过于抽象显示出大而无当的特点；
（2）作者希望展示一种纳入国家的劳动过程分析，尽管对他重新引入国家维度作为整体劳动过程理论极其内在的一部分的评价是可以多元的，但至少作者对“资本-派系”这一概念的引入是具有启发性的，这个启发性意味着劳动过程理论能跟更具体但不缺少机制性分析的政治学联系起来，不必借助过于抽象的“专制-霸权”类型学和过于具体的对国家政治的直接干涉如政策和具体制度规定来进行讨论；
（3）因此，作者对“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安排之设想与实践之结果的分析介绍具有示范性，而其中内容至今仍具参考价值，特别是右翼民粹抬头之今日，这种政治现象怎样意义上成为劳资关系与阶级冲突的内在组成的具体思考，对我们而言更具价值。
考虑到文章过长，分两次刊载。
1.导论
尽管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辩论看起来具有局限性，但它成功激发了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学术兴趣。关于性别、种族、阶级、现代企业制度与国家等议题的研究与理论探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援引并回溯了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后引发的持续学术浪潮，包括专著、论文、评论与论战文章。如今学界对这部著作的评价颇为微妙。虽不至于全盘否定，但主流意见已转向批判性审视，甚至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挑剔。然而过去三十年间，鲜有学术著作能衍生如此规模的文献体系。这种学术现象在布雷弗曼的著作中已属意外，更遑论其他可比案例。显然，《劳动与垄断资本》聚焦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键结构特征——这些特征此前从未被系统探讨过；它提出的根本性问题至今未获解决，恰恰能够彰显它的持久的理论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对某些议题的论述明显优于其他部分。若对比阶级分析与性别讨论便可见一斑——需指出，布雷弗曼确实在劳动过程中考察了性别（gender）维度。就本章核心关切而言，其对国家、政治及其与劳动过程关系的处理方式（尽管非其典型论证）正暴露了这种不平衡性。相较于其他更具原创性且论证详实的章节，布雷弗曼对国家角色的分析严重依赖巴兰（Baran）与斯威齐（Sweezy）关于"发达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中国家功能的论述。实际上，其国家分析的薄弱性——或更准确地说，系统性缺失——已成为该著作最显著特征之一，亦成为批评者的主要攻击对象。
在布雷弗曼的理论框架中，国家被降格为劳动过程的"外部"附属物（appendage）。它似乎从未实质影响劳动过程内部机制，始终游离于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工作退化（degradation of work）与劳动去技能化（deskilling of labour）的核心场域之外。这种传统化的国家观及其将国家外置于劳动过程运作的分析路径，使得"如何理解劳动过程与政治（politics）的关联"成为批判布雷弗曼著作及后续理论争鸣的核心命题。本章将就此展开深入探讨，因为它构成了思考国家在劳动过程中理论定位的逻辑起点。为此，我将首先通过批判性视角审视劳动过程辩论引发的理论问题，进而尝试界定政治与国家的分析维度。
值得关注的是，与布雷弗曼著作同期兴起的另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论，正聚焦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tate）的理论化路径。相较而言，这一系列争论看起来处于更高阶的理论抽象层面——这种认知差异可能是时间距离与研究旨趣变迁造成的错觉。劳动过程辩论实际上更频繁援引经验证据：这不仅因它更明确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相联系，更得益于工业社会学（industrial sociology）的学术积累——即便把它的成果常被用于论战或者批判，工业社会学领域也是社会学中研究最成熟的分支。相形之下，国家理论（theories of the state）的讨论则常常陷入抽象范畴的困局：无论是对法西斯主义（Fascism）的分析尝试，还是对统合主义（corporatism）及国家在劳资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中角色的探讨，都因缺乏足够可靠的实证材料支撑论证而难以获得哪怕最低限度的实质内容。这也解释了学界为何日益重视劳资关系的政治（politic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研究——毕竟工业社会学传统中"政治"维度的长期缺失迫切需要弥补。
当前，工业社会学（industrial sociology）与劳资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领域的教科书及读本已普遍增设国家（state）角色的章节和讨论，涵盖收入政策（incomes policies）、工会立法（trade-union legislation）、劳动力市场战略（labour-market strategies）等议题。然而，这种趋势与其说源于前述关于国家理论的学术争鸣，毋宁说是对似乎越发显著的政府及其职能机构愈发直接干预劳资关系中的组织与管理的现实反映。使用"似乎越发显著"的表述是因为，深入考察便可发现国家干预劳资关系的历史延续性——这种介入并非新现象，只是其干预的方式与具体体现的形式和实质，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着变化。战后各国在劳资关系中日益突出、精细且被充分记录的治理实践，促使相关学科对产业中管理者、工人和工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内容作出调整。尽管这种转向部分矫正了将劳资关系视为封闭系统的理论偏误，然而，可以说，当前的研究仍未能真正将国家角色纳入对工业关系结构的整体性分析之中。换言之，国家与政治依旧被视为外部变量，只能“干预”工业关系体系，而难以被视为该体系内在的一部分。
上述论述构成本章论证的序曲。针对国家理论（theories of the state）辩论的抱负与空洞性，本文主张重构国家与政治在劳资关系领域的分析定位：国家不应被降格为外在于劳资关系常规进程的单一巨石（monolith），而需被理解为以差异化、具体化方式嵌入并构成特定劳资关系结构的政治要素。为推动这一转向，我将通过澄清统合主义（corporatism）与民粹主义（populism）两种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sation）概念（二者正被广泛应用于英国劳资关系研究），展示如何规避既有的理论困境。为给这些理论建议提供分析背景，我需首先考察劳动过程研究中政治维度的理论化现状。当然，仅仅重新构想这一领域并不足以避免重复以往的理论误区，因此我还将尝试说明，这些概念如何用于解释英国工业关系近代史中的若干关键阶段。故本文将结合1970-1980年代英国政府干预劳资关系的政策实践，并试图评估多元主义（pluralism）与统合主义（corporatism）概念框架的解释效力。
围绕这一分析目标，我需要特别指出，资本派系（fractions of capital）——即结构性位置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的雇主与管理集团——在劳资关系重构与国家"干预"中的作用，已成为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证重要性的研究主题。这一议题实质上构成了国家理论辩论与劳资关系政治（politic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实证研究间的关键联结，尽管其在两大领域均占据显著地位，却未获得充分的理论关照与事实检验。本文将聚焦此主题，因其对劳资关系政治理论（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的建构与国家角色动态变迁的历史阐释均具不可或缺的意义。
劳动过程辩论本身核心的关切问题是：如何理论化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组织的特征性关系，以及理解这些关系如何实现并维系对劳动力或工人阶级的控制与剥削。换言之，这场辩论具有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因此围绕着对以下主张的评估、接受、修正或批判性拒斥展开：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剩余劳动和/或剩余价值必须在生产环节从工人身上"榨取"。正因为如此，相关研究集中在描述、解释和考察这种“榨取”的必然性如何在现实实践——乃至理论建构中——通过劳动过程及其控制结构的变迁得以完成。毋庸赘言，并非所有参与者都认同这些命题或其隐含的理论预设——这恰恰是辩论的焦点所在。然而，无论是否被明确纳入分析，在上述问题领域中，国家与政治的角色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隐含维度。
若我们暂且承认，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实证研究中，关于国家与政治维度的探讨在劳动过程研究中始终相对薄弱，那么可以说，学界对国家政治意义的认识大致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第一种路径可称为国家“外部角色”论，即认为国家及其所建构的政治关系处于劳动过程之外，因而只能在外部对其“进行干预”。尽管有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对此进行了修正或限定，但这种将国家视为外在干预者的思路，依旧是布雷弗曼及“正统”工业社会学的共同立场。第二种路径则试图揭示劳动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强调政治与国家并非游离于劳动过程结构和控制机制之外，而是内在地嵌入其中。布洛维的研究堪称该路径的代表，尽管在一些将资本主义劳动视为斗争场域的研究中，也可见类似的思路。
如果我们将布雷弗曼视为国家“外部主义”（'externalist'）范式的代表，不难发现他在其著作中实质讨论国家的篇幅并不多。然而，细读其相关论述，仍可以清晰辨识其对国家角色的理论设想。他所持有的国家理论，基本上属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用于刻画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在布雷弗曼的视野中，国家在当代垄断资本主义背景下的主要职责，是保障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维护阶级不平等，并强化资产阶级的地位。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剩余、资本国际化、社会贫困与不安全感的加剧，国家的职能随之扩张：一方面承担起教育、福利等新的社会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如警察、监狱等“传统”治理职能。
总体而言，这一转变主要推动了职业结构（occupational structure）而非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的变迁。例如，公共部门中事务性与行政性岗位显著增加，布雷弗曼仍将此类劳动归类为工人阶级劳动；唯有教育等领域中“专业性”职业的扩张，才对阶级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在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引入了一个由特定职业构成的“阶层”（stratum）或“中间层级”（middle layers）。
尽管我的论述受篇幅所限，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概述布雷弗曼的观点时对其有所误解或不公。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在其理论中，国家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仅限于外部干预：虽然国家可以直接作用于职业结构，但这对劳动过程本身意味着什么，从未被明确阐述。这是因为，国家及其所关联的具体政治策略从未被视为劳动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倾向可能源自布雷弗曼所承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经济还原论——即认为劳动过程既作为阶级剥削与控制的核心场域，其结构只能由资本而非国家来塑造——但无论其思想渊源为何，这种理解已成为劳动过程与国家关系研究中某一特定分析路径的典型特征。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可以指出，在近年来关于劳动过程、阶级与工作的研究中，国家往往被作为独立议题单独讨论。例如，在利特勒（Littler）与萨拉曼（Salaman）合著的《工作中的阶级》（Class at Work）一书中，国家被安排在一个独立的小节中讨论（长达四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基本上仍持国家“外部性”的立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这一框架，指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尝试通常采取两种经典、互为功能性替代的形式：一是政府通过正式的工资管制或各类“社会契约”直接干预工资增长；二是间接地，通过容忍失业率上升达到同样目的。
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国家在英国当代劳资关系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至关重要，也初步揭示了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多样化的关联方式。然而，在上述讨论中，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的关系依旧被理解为“干预”：国家被设想为一个凌驾于劳动关系之上的超然实体。因此，国家干预的具体性质、特征及其不同形式之间的差异，几乎未被纳入实质性的分析之中。
这一批评可能略显苛刻，因为利特勒与萨拉曼在其他著作中已试图与布雷弗曼保持距离，并强调两点不同：首先，劳动过程的控制未必如布雷弗曼所言那般重要；其次，即便控制得以实现，也同样依赖于劳动过程外部的力量（如国家），而非仅靠资本在工作场所的主导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术语本身即隐含了这样一种前提：尽管他们不认同布雷弗曼对劳动过程的具体理解，却仍然接受他关于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关系的基本设定。
另一方面，他们的批判确实揭示了布雷弗曼理论中被广泛指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他未能意识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重构的分析，不能脱离对政治控制结构的分析，尤其是那些与国家干预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展现的特征紧密相关的结构。正如埃尔格（Eiger）在评论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关国家机构对阶级关系重构作用的辩论时所指出的：
这绝非否定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的意义，但确实表明，任何此类分析都必须……敏锐把握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关系与更广泛政治统治及斗争形式之间复杂关系的多重维度……在这一辩论背景下，布雷弗曼确实指出经济主义工会主义对工人阶级与发达资本主义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但他倾向于将这种妥协的形成，简化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自身的产物，而忽略了其与政治体制与国家活动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复杂且矛盾的整体。
或许有必要补充的是，我们可以在不认同埃尔格（Eiger）文章理论关切的前提下提出这种批评。因为尽管利特勒和萨拉曼对布雷弗曼提出批判，但他们主张"劳工的从属（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表象的）不能仅从劳动过程层面来理解"，进而提出控制问题必须置于劳动过程、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中来考察。但无论采取何种理论框架，核心论点依然成立：国家与劳动过程的关系仍被构想为国家对劳动过程的干预，仍被视作两个外部结构的互动，因而鲜少关注劳动过程与国家之间不同关系形式的具体特征及其历史变化。
在着手初步地展开这一观点之前，我将首先考察与上述理论倾向相反的另一种路径：试图对国家-劳动过程关系进行整合分析的尝试。在此过程中，我将重点讨论迄今为止可能是最精妙的学术努力——理解政治与国家如何构成劳动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尽管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明显且象征性地强调所有阶级斗争（包括生产场所的政治阶级斗争）本质上具有政治性，但对此议题进行严肃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屈指可数，其中布洛维通过多部著作和文章，尝试从理论上建构并实证阐释劳动过程的政治结构化。例如在其著作《制造共识》中，他提出了"内部国家"概念（尽管后来撤回了该提法）。"内部国家"概念指向劳动过程中那些调节并遏制斗争与冲突的机构——即管理"阶级斗争"的机制。这种"内部国家"通过组织、转化和压制此类斗争，来确保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特有的阶级关系得以再生产。
为更准确把握这一概念的要义，或许布洛维的贡献值得引用，他基于案例研究提出"内部国家"视角解释下劳动过程的历史演变，为其理论突破提供了基准：
内部国家绝非新现象，尽管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在竞争资本主义时期，除存在手工业组织的领域外，生产关系的调节主要通过专制监工实现，管理方与劳工的关系建立在主仆法模式之上。随着大型企业与工会主义的兴起，内部国家的制度逐渐从劳动过程的管理控制中分离，具体化为申诉程序和集体谈判机制。这种新兴的内部国家通过限制管理自主权、赋予工人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身份，来维护管理层设计与主导劳动过程的特权。
我们无需认同布洛维的历史叙事即可理解其核心论点：内部国家与内部劳动力市场、将工作建构为"游戏"等机制协同作用，协调工人与管理层的利益，使劳动过程得以通过制度化形式运作——这些制度实质上赋予工人产业公民权，包括申诉程序、集体谈判、年资规则等。
这种研究路径与布雷弗曼等学者将国家视为劳动过程附属物的理论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布洛维试图从双重维度理解工作场所的核心特征：在政治活动维度上，内部国家描述了工作场所的政治运作；在政治制度维度上，它揭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民主效应。这意味着，对政治与国家的分析至少不再被视为独立议题，而是被整合到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位置。例如，关于国家作用的讨论不必局限于其"干预"劳动过程的程度，而可以开始关注国家及民主化等更广泛政治进程与劳动过程变革之间更为具体且历史多变的关联方式。
在布洛维近期研究中，他逐渐摒弃了这种关于国家与劳动过程关系的特定概念框架：即用"内部国家"指代国家对劳动过程的影响，同时保留"全球国家"指代传统意义上国家更广泛、更"扩展性"或"宏观"的角色。在后期更具雄心的研究中，布洛维提出了劳动过程中"工厂政体"的概念，或许通过考察这一概念转向，我们能够揭示其理论路径的某些弱点。让我们首先细读布洛维的相关论述：
我将体现并维系这种霸权秩序的调节性制度命名为'内部国家'，强调其与'外部国家'的类比性。然而，一旦核心论点确立——即存在国家之外的政治（生产政治与国家政治并存），'内部国家'概念的分析效用就变得有限。它必须被摒弃至少出于两个原因：首先，该术语混淆了国家与组织化强制手段垄断（由武装人员保障）的本质关联。国家仍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决定性核心，因为它保障着家庭、工厂、社区等国家外部权力关系的存续。在此意义上，国家政治就是'全球'政治，是政治中的政治。其次，'内部国家'概念对工厂的聚焦缺乏正当性。既然家庭领域的制度机构无法获得类似称谓，那么将工厂机构称为内部国家就缺乏充分理据。因此我坚持使用生产政治概念，其场域与对象不是'内部国家'，而是生产领域的政治机制。工厂政体概念正是要统摄这些机制及其劳动过程的政治效应。
虽然布洛维随后将其理论运用于比较历史分析（此处无需详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反复强调国家对劳动过程结构化的重要性，其研究旨趣仍更多集中于劳动过程本身；而笔者的关注点显然更偏向前者——如果这两者真能被截然区分的话。
更具直接相关性的事实或许是：通过弃用"国家"术语来确立国家正式制度与劳动过程政治之间的概念距离后，布洛维并未在推进理解"工作场所与国家机器的异同"方面取得实质进展。这可能部分源于其研究目标——为比较不同类型社会（如官僚国家社会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或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如市场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构建理论基础——但无论如何，这导致其理论在考察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国家-劳动过程关系时，呈现出不必要的过度抽象化倾向，削弱了其研究的应用价值。换言之：布洛维的理论关切与宏观历史视野虽自有其价值，却未能引领我们更贴近特定社会在具体历史节点上更为精细、复杂且详实的演变历程。在此意义上，"工厂政体"概念并不比"内部国家"更具优势，而劳动过程的"霸权型"与"市场专制型"形态划分，也未能对具体劳动过程（更遑论国家介入与影响）提供足够深入的分析，使我们更接近问题解决之道。
相较于布雷弗曼，布洛维或许为我们指明了正确方向。然而，若我们的研究目标在于分析特定社会在具体历史时点中国家与劳动过程的不同关系形态，那么劳动过程中的"霸权政体"或"霸权型生产政治"概念并不能提供充分解释。尽管笔者做法可能并非布洛维的理论意图，但若按本文建议的方式检验其类型学与概念衍生体系的适用性，这将会是极具启发性的探索。即便主张布洛维关注的是劳动过程理论化而非国家理论，此论点依然成立：他的理论突破在于揭示二者不可分割，强调劳动过程具有需要被理论化的政治维度。而笔者的核心论旨在于：若要将此研究路径运用于笔者关注的案例（这些案例恰恰构成检验任何劳动过程政治理论的终极试金石），这些初步的理论起点仍有待深化发展。
基于上述论点，现在需要我明确立场。迄今为止的论述表明，总体而言，劳动过程研究往往通过假设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存在人为武断的割裂（这种割裂鲜少经过充分论证）来展开，因而未能把握劳动过程的特殊政治性，以及国家形塑劳动过程的多变形态。正如我试图概述的，学界已有重要尝试突破这一困境，但这些努力在适用范围与相关性上仍显局限，更多受理论关切与论争驱动，而非源自具体历史案例研究的需求。此刻我将着手阐述个人观点。我无意建构替代性的宏大理论框架，因这类框架往往不得要领，反而是希望发展若干与英国劳资关系近期历史相关联的理念与概念，试图通过这一特定案例阐明研究中的困难与偶然性，以及可资汲取的经验。或许在积累更多此类案例后，我们方能回归本章开篇探讨的更广泛理论议题。
2.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
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国家理论与劳资关系结构变迁研究中，统合主义概念及其现实状态出现的迫切性（及其程度）始终是核心议题，但该议题对劳动过程辩论影响甚微。1979年撒切尔当选后，其政府推行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政策催生出"撒切尔主义"与"威权民粹主义"等概念，使得学界注意力逐渐偏离统合主义议题。由此形成的基本判断是：国家在劳动过程中的角色已从统合主义转向威权民粹主义。结合前文理论探讨，这一思想脉络值得深入剖析——至少在国家维度上，其揭示了劳动过程政治性研究的深层意涵。因此，我将首先厘清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内涵差异，继而考察二者对英国劳资关系近世史的适用性。在此过程中，必须回应一个尚未触及的核心问题："资本派系"（fractions of capital）在形塑劳动过程与国家关系中的结构性作用。
区分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维度众多，包括社会支持基础、显性与隐性反对力量、实践后果、对国家结构与角色的影响等。但基于既有论述，我将聚焦二者与劳动过程政治及劳资关系的关联机制。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两种制度结构结构将对国家、资本与市民社会内部及彼此间的分化态势，以及对工会、雇主组织等劳动过程核心"中介机构"的地位命运产生迥异影响。简言之，统合主义倾向于强化这些组织的制度地位（即便仅出于社会控制目的），而民粹主义则试图削弱或消解其意义。此论断建立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清醒认知：这类社会通常具有组织化市民社会，其"常态"形态介于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游说与精英理论设想的大众社会梦魇之间。
因此，必须区分劳资过程政治战略的主观意图与其客观结果：其一，劳动过程政治战略的意图与其实际结果（在工作场所乃至更广社会层面可能产生矛盾效应）；其二，此类战略的意识形态主张与其必然存在偏差的实践后果。本文将在主观层面（即战略意图与意识形态主张维度）探讨劳资关系的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政治，而非其实际运作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相关理论困境。当转向分析这些意识形态战略对劳资过程社会政治控制的实际后果时，相关难题将自然浮现于后续论述。
统合主义的本质是以法人团体形式组织政治利益（通常是且根本上是阶级利益，但不限于此），这已成为备受关注且如今公认的事实。此类团体通常需获得国家正式或非正式的认可，据称具有清晰的等级结构，能够或愿意以内部纪律换取"社会责任"声誉及国家在相关政策、立法与行政事务上的咨询权，并被纳入明确规范的法人代表体系。法人团体的主要政治功能在于代表并规训其成员：成员利益被传递给国家（有时甚至渗透至国家内部），进而被纳入国家利益框架实施管控。尽管控制职能通常优先于代表职能，但统合体系完全可能管理并容纳二者间的张力。统合主义在个体与国家间建立某种制度化的"中介"或"有机联系"，尽管这种通过组织与纪律实现的整合与代表机制，必须让位于国家宏观职能的约束与资本积累的限度。因此，如果说统合主义的特征在于将经济利益以政治化方式组织起来与国家对抗（这亦可被解读为某种阶级形成方式），那么它可能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国家制度性区隔的威胁。
将统合主义视为重构国家"干预"模式与利益表达机制的政治战略时，其最佳理解路径（至少在英国语境下）是将其视为应对特定危机的组合拳：当组织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不仅扰乱（即便尚未挑战）管理权与特权，且开始在资本积累停滞、国家干预增强却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之际推高工资水平时，统合主义便成为战略选项。当国家持续"干预"积累过程导致经济-国家制度性区隔逐渐消蚀时，统合主义更易成为战略选择，因其为遏制这一“越界”趋势提供了新路径。统合主义试图通过组织政治利益、培育阶级共识与和谐、为法人利益在政治层级中开辟明确位置等去政治化手段，将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整合，使其成为将经济诉求转化为政治结果的最常用且最合法途径。因此，统合主义可被解释为对社会民主时代危机（国家干预失效、经济增长乏力、劳资冲突频发）的应对，或至少被视为解决劳资关系主流秩序崩溃问题的方案。
统合主义的后果——其命运轨迹、实际效应与历史余波——始终充满不确定性，即便其未能形成持久有效的制度化形态。英国实践中的统合主义已滋生诸多不可控风险：其可能引发国家职能的过度扩张，威胁私人资本的权力资源；虽使组织化利益集团惯于参与国家决策并攫取财政资源，却无法确保这些集团履行承诺以构建更受管控的秩序化市民社会。通过建立经济-国家间制度性纽带（如法人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的联结），统合主义甚至可能瓦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经济-国家制度区隔，使其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持续性特征。此外，除控制阶级冲突与社会矛盾的承诺外，统合主义对资本积累过程重构的具体方案缺乏实质性指导——其核心关切始终是政治管理与利益代表机制，与自由市场力量不同，统合主义对经济结构变迁未必产生明确可测的影响，亦无系统性的资本重组规划。
在此意义上，民粹主义同样缺乏明确的经济纲领。但其在政治利益组织方式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容：其形成条件、历史渊源与实践后果使其在特定环境下更易萌发。例如，统合主义更可能成熟于社会民主体制相对富裕时期，而民粹主义往往伴随右翼保守主义崛起与紧缩政策初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合法政治利益组织的发展，部分取决于物质条件允许群体主张经济利益、统治集团能在斗争妥协中做出实质性让步。当物质让步空间收缩、妥协余地缩减时，政治利益的组织方式便面临合法性危机。正如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所言，工人对资本主义的认同不仅源于意识形态驯化或心理满足，更基于其获取物质利益的可能性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比较优势的认知。尽管本文拒斥简化复杂因果链，但持续经济衰退叠加全球性萧条与政府"经济奇迹"的接连失败，确实制约了政治利益组织化与合法化的空间——这正是民粹主义得以凸显的历史土壤。
民粹主义可被视为一种兼具策略性与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实践，其核心特征在于：当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遭到削弱或面临威胁时，国家试图通过诉诸"人民"的方式整合阶级利益及其他社会利益。作为衰退政治的典型表征，民粹主义是经济危机的意识形态衍生物。其兴起得益于高失业率、低积累水平、世界性萧条等物质条件——这些因素削弱关键工人群体的经济议价能力，弱化其在工资分配斗争与国家、政府政策博弈中的影响力。当社会民主政治陷入衰竭时，民粹主义便成为其替代性政治方案。
相较于统合主义，民粹主义对政治与阶级利益的组织方式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其根本意图在于限制而非鼓励此类组织化进程。尽管民粹主义未必只是原子化大众社会的另一种映射，但任何（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尤其是那些旨在重构劳动过程并诉诸"人民"的政治运动），都难以容忍在民众与国家之间存在自主性中介组织。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劳资关系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代表制度中的其他常见场景。统合主义通过形式化规制实现政治利益的控制，而民粹主义则采取去组织化策略达成相同目的——即通过限制社会的政治组织程度来施加控制。其修辞策略表现为直接诉诸"人民"而非特定利益集团；尽管实践中不得不承认阶级及其他组织形式的现实存在，但其意识形态本质必然驱使民粹主义模糊并遏制这些组织介入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互动空间。这是一种不同于统合主义的去政治化路径，其运作机制在于政治解构而非组织整合。例如在劳资关系领域，民粹主义往往以牺牲集体权利为代价强调个体权利。
民粹主义不仅弱化次级或中介性政治组织的重要性，还能借此策略防范统合主义始终伴随的经济-国家再整合趋势。若组织化利益集团被排除在国家政策制定之外（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统合主义代表机制可能导向的政治诉求对经济利益的叠加效应便能被预先遏制，即便无法彻底阻止其成为问题。这意味着，例如要求国家增加特定利益项目支出或要求私营企业提高工资的诉求，将更难转化为涉及国家权威、管理者管理权或资本家合理利润权的政治议题。
民粹主义最显著的实践缺陷在于其空洞性。现实中，唯有通过不针对任何特定群体的诉求，方能实现"诉诸全体人民"的宣称。特定群体无疑能从民粹政权中获取物质利益，但统合主义特有的规范利益博弈、合法化不平等分配的利益调节机制在此根本缺失。民粹主义仅以宣言式姿态承认资本主义作为阶级、性别与种族间支配-从属关系的存在，同时标榜"人民"超越这些特殊利益的普遍意志与愿望：人民知晓真理，仅需领袖将其宣之于口。这种意识形态设定使其面临处理实际利益（这些利益诉求侵蚀瓦解"人民"作为政治实体的完整性）的严峻实践困境。现实世界中，"人民"并不存在，存在的是由不平等、分歧且竞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利益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而"人民"仅在面对这一利益结构时，作为遮蔽其真实面目的面具而被召唤出来。除赤裸裸的自利外，民族主义确实曾经为（并持续为）民粹政治注入实质内涵，但在概念维度上其与统合主义并无本质差异，因为后者亦常与"仁慈"国家监护下的“有机国家统一论”相勾连。
悖论的是，正如拉克劳所指出的，当民粹主义与竞争性战略及意识形态冲突时，这种空洞性可转化为强大力量。政治势力将人民团结为反对当权者（更准确地说，被定义为当权者）的力量，远比使其成为当权者目标的拥护者更具战略可行性。寻找民众愿意反对的事物，远比寻求他们愿为共同事业支持的目标更为容易。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并非由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决定，而是源于支配集团与从属集团围绕劳动结构、利益分配、机会获取等议题展开的利益博弈与妥协。
理论与实践间的显在矛盾（不足为奇且具常识性）由此凸显：理论上国家诉诸并宣称代表人民，实践中却被迫承认并回应特殊利益（尤其是资本积累进程生成的利益）。这些利益反过来制约着国家的行动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的重构路径，但其依据并非"人民的名义"（ the name of the people），而是根植于特定权力关系的一系列独特利益与斗争的结果。
本文无意对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概念进行详尽深入考察，而旨在聚焦二者凸显的特定政治要素。这些要素之所以重要，因其有助于阐释英国国家近期在劳资关系与工会改革领域政策转向的若干关键变化，以及国家-劳动过程关系的转型。笔者认为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概念对此关系的分析价值应已渐趋明晰。尽管对这些概念的讨论集中于政治战略与意识形态层面，但它们与社会结构（无论作为背景抑或应用场域）的关联性同样重要。就下文讨论的劳动过程而言，这种关联体现于：引发经济问题、并催生此类作为应对的政治战略的劳动过程内部冲突类型；劳动过程个体化或集体化的形态演变；其利益集团组织化或失序状态；以及统合主义与民粹主义作用于劳动过程与国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效应与矛盾。然而在深化此论点前，下文将转向本章另一相关主题："资本派系"与国家劳资关系战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