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倾心于经济主义的人都有一种十分奇怪的倾向，总想“凭自己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弃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比如否定马列主义，鼓吹修正主义】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经提供的一切【似乎这一切的到来是理所当然的那样】。
经济主义者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许多东西都不知道（如果只是这样，那不过是一种小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们不认为自己无知。
一、 什么是宣传员，什么是鼓动员
普列汉诺夫说：宣传员是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却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
马尔丁诺夫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予以“加深”，结果变成成了这样：宣传就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宣传时所用的形式是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了解，那是没有关系的。所谓鼓动，严格讲来，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作某种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干预。
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多数领袖们一起）都认为：宣传员譬如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的最显著的例子，譬如举出某某失业工人的家属饿死，贫困加深等等事实，并竭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一个观念，即富者越富和贫者越贫的这种矛盾是多么不合理，并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把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的工作留给宣传员去做。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文字的，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口头的。宣传员应当具备的素质是和鼓动员不同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儿和盖得为鼓动家。
马尔丁诺夫把“号召群众去做某种具体行动”归入鼓动员职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为要是把“号召”看做单一的行动，那它不是理论著作、宣传书籍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便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例如，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谷物税的斗争来说吧。譬如说，理论家在论关税政策问题的著作中“号召”群众为贸易条约、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宣传员在杂志上也是这样做，鼓动员在公开演说中也是这样做。这时群众的“具体行动”就是共同签名向国会提出请愿书，要求不增加谷物税。这些行动的号召间接是出自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直接出自那些把签名簿分送各个工厂和各个住宅中去的工人。按照马尔丁诺夫的说法，岂不是考茨基和倍倍儿都成了宣传员，送签名簿的工人是鼓动员了。这不是很荒唐吗？
二、 巴耳霍恩式的修正
约翰·巴耳霍恩是十六世纪莱比锡城里的一个出版家，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并不象通常那样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放了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写了一行字：“约翰·巴耳霍恩的修正版”。
从那时起，德国人讲到实际上是把东西改坏了的那种“修正”时，就说是巴耳霍恩式的修正。马尔丁诺夫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加深”，不就是一次巴耳霍恩式的修正？
【苏联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实施的也是巴耳霍恩式的修正，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巴耳霍恩式的修正。】
三、 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在我们不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为限的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工作，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
因此，这种工作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所有一切（不管是涉及哪一个阶级的）专横和压迫、暴力和黑暗现象有所反应（并且是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用其他什么观点来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政治意识】。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阶级意识】。
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经济主义者，是工联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与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主义者所谓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的这种宣传，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
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甫、显宦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处和弱点，就应当理解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各种诡辩，就应当懂得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着和如何反映着这些或那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从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只有根据具体的情况，只有把现在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大家都按自己的方式谈论着或者只是私下谈论着的，表现于某些事件【如996福报事件】、某些数目字【如联想高管的天价工资】、某些法庭判决词【柜员机盗刷案件、扶老讹诈案件、刺死法官案件等，都反映着政治取舍和阶级斗争取向】等等之中的一切情形都就地立刻揭露出来，才能使人们获得这种认识。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虐待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鞭笞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拷打兵士，摧残各种最平常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的积极态度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感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这些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是因为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还没能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地揭露这一切可恶现象的工作。假使我们已经进行了这种工作，那连最平凡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欺压学生和教派信徒，欺压农民和作家，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对这一切有所表示，就会今天辱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门前举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对教派信徒横加摧残的身穿袈裟的宪兵，如此等等。
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揭露出来的真相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应尽的这个责任，而是自发的尾随在那种单以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为限的“日常的平凡的斗争”后面。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积极进行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发生这种号召的作用。当场抓住罪犯，在各地立刻当众加以谴责——这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示威计划等等。要号召，——不是说什么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就只有就地来做，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四、 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是要进行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而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高度。
这方面，工人群众也是十分渴望的。当经济主义者迎合落后工人的心理时，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会说：
你们拼命来干预我们自己也能应付得了的事情，同时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的责任。
要知道，你们当作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对厂主和政府做经济斗争”，现在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都正由那些听见过罢工而几乎丝毫没有听见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进行着。
你们总想以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加以维持的工人“积极性”【经济主义的做法】，我们工人已经具备了，但我们并不以这样的积极性为满足【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知识】。
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的稀饭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仔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一切政治事件。为了这一点，就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并且你们供给我们这种知识的方式也不要仅以议论、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干的勾当都具体地揭露出来。
请你们多多努力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想象的高得多；我们善于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
五、 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对自发性的崇拜
经济主义与现代恐怖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于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初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是强调“日常的平凡的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自我牺牲的斗争，其间的差距是多么大呵。经济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主义崇拜自发的“纯粹工人运动”，而恐怖主义者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自发的愤激。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这种可能性【革命工作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可能性】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激愤情绪和革命毅力。
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管那些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的人怀有怎样善良的愿望。善良的愿望会把人引入地狱，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少的路线【恐怖主义】”上去，滚到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的许多自由派分子，无论公开的自由派分子或者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分子，都十分同情恐怖手段，极力赞助目前恐怖主义情绪的高涨。【这和经济主义一样，恐怖主义是对革命运动的自发性盲目崇拜的结果】。
【恐怖主义者也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却想利用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用为激发手段】。难道在俄国生活中还缺少足以激发人心的丑恶现象，因而需要虚构出一种特殊的“激发”手段来吗？
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制暴虐也没有把它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于政府与一小群恐怖主义者的单独决斗也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生活中的种种可恶现象而十分激动起来，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的义愤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比我们所想象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正应当把他们汇集成一股巨流。
无论恐怖主义还是经济主义，都没有充分注意发展自己在进行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