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文化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卫生院医生张瑞丽
采访时间：2018年1月8日
问：张阿姨您好！请问您是哪一年到向阳湖的？
张：我是1970年6月到向阳湖的。
问：以什么样的身份到向阳湖的呢？
张：1970年，我从北京军区251医院转业，正好29岁，随20来个军医一起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后来军宣队给我们看了领导批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让一批军医到向阳湖，为的是给一批老干部、学术权威、艺术家看病，保证他们的健康。
我爱人也是一个军医，我们一起带着孩子来到咸宁。我爱人叫贺天喜，是个中医。我们家第二个孩子就是在咸宁出生的。
问：卫生院的总部在甘棠么？卫生院还有些什么人？
张：是的。我们卫生院的两个老主任当时快六十的，一个姓赵，一个叫余启文。他们是原国民党的军医，在解放军这里属留用人员，也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咸宁。
问：您在向阳湖多长时间？
张：我在向阳湖两年，我爱人到1973年10月才回北京。我提前回北京是因为孩子读书等问题。
问：能说说您眼里的干校生活么？
张：我们在干校卫生院特别忙，因为干校老同志多，劳动强度大，病号也多。比如郭小川，当时神经衰弱，经常找我们。还有周蘶峙，高血压，还有李季、孟超、侯金镜等人。
干校的劳动很累很苦，新开垦的田，淤泥很深，很多女同志插秧的时候，如同坐在水田里，妇科病比较多，很心疼她们。大家劳动起来，穿着短袖子，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达到60度，很多人的膀子晒伤了，脱了皮，有些人中了暑。这些人原来没有干过农活，或者很多年没有干农活了，但是劳动起来，真是能干，真是不怕苦，让我们很感动。
当时干校缺少医药，我爱人的针炙发挥了很大作用。我记得司徒慧敏，身上疼，经常找他扎针炙。司徒当时就穿个破棉袄，棉花都露出来了，腰上捆个草绳，一点也不像个大干部，特别亲和的一个人，有时跟我们讲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界的故事。
干校文化人多，时间一长，大家就写诗夸我丈夫：贺大夫扎针，针针入穴，把人扎得死去活来（就是“死”去了，“活”来了）。
当时农民很穷，也找我们看病，比如阑尾炎手术什么的，我们也帮他们做。他们没有钱来挂号，就带些鳜鱼、王八什么的，我们也尽量不收钱或者少收钱。有一个农民，瘫痪了，找我爱人扎针炙，后来可以走了，可以劳动了，很开心。
干校经常放电影，比如《卖花姑娘》什么的，在干校的广场放，农民们也来看，早早地就过来等。
刚到干校的时候，生活比较苦，吃那种糙米，红色的，味道不好。菜也不多。后来自己种地、养猪什么的，一步步好了起来，到后来生活就比较好了。
我们也经常下连队，各连队都有卫生室，我们培训他们的卫生员，后来很多卫生员，成了专职的医生。比如故宫有个小何，跟我爱人学针炙，后来回到故宫后，就在卫生室工作。有时候，我们与咸宁的军区医院，195医院，也有些业务往来。
当时干校还有两个剧团：红旗越剧团、勇进平剧团，经常排些节目，有宣传队的性质。
最早离开干校的应该是一些文物专家，为的是尼克松要访华，需要做些准备工作，文化上的准备。
我记得当时文化部改叫文化组了，人比较少。
问：您觉得向阳湖带给您什么？
张：现在回忆起来，很美好的。认识了很多文化人，当时他们是被专政对象，但是我觉得他们人很好，很有素养。我觉得在我的青春年华，有向阳湖的经历，很珍贵，很值得纪念。咸宁山青水秀，空气好，是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特别怀念那里，怀念那处土地。
感谢你记录我们的历史，我在想，如果时光可以穿越，我愿意再来一次向阳湖。
采访后记：一接通张阿姨的电话，她明亮的嗓子就告知我，老人家身体还不错，而且性格热情开朗。言谈中，对向阳湖是满满的情感与思念。我们一边电话交流，贺老一边在边上补充，两个人的对话，变成了三个人的交流。（本次采访由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罗勇，以及黄玲丽和宋冀辉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