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探讨了战争与人性和社会的内在关系，以及战争在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表达了对现代战争终极毁灭可能的担忧；祈望人类能通过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作，尽快开启一场新的精神突破，从而引导人类走出困境，共同迈向更加和平和可持续的未来。
关键词：
人性、战争、利益、观念、贪婪、善恶、自我与他者、创造与破坏、暴力、平等、剥削、理性、民主、私有制、民族、阶级、国家、科技、资本、产能过剩、文明未来、精神突破
正文：
自人类诞生以来，战争就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类从未有过真正的和平，所谓和平不过是战争之间的间歇。整个人类历史都是战争与和平的循环，和平孕育战争，战争迎来和平，和平的时间持续越久，积蓄的能量越多，爆发的威力就越大。战争是存在于人类自身的不可抗力，战争的爆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古至今，除了战争工具和战争形态的改变，战争的本质从未改变，因为人性从未改变，而人类社会演化出来的许多特质似乎都与战争有关。
▍利益和观念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精神，人是一种兼具动物性与精神性的存在，只有人是同时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人因而也有物质和精神两种诉求。人的物质诉求与动物一样都是争夺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人的精神诉求就是寻求意义和获得承认。人的大部分动机都来自精神，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精神而活的，而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更加广阔复杂，人因而也比其他动物有更多争斗的理由。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现实的或虚拟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争斗的对象，而所有的争斗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利益和观念。人类即使不为利益而战，也会为观念而战，而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残酷。
所谓利益之争就是生存机会之争，它对应着人的动物性；所谓观念之争就是认知之争，它对应着人的精神性。利益之于物质世界恰如观念之于精神世界，不同的观念决定着人们对整个世界存在和运行方式的不同理解，从而引申出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和审美的不同态度，进而决定着人们不同的行为动机。人类既会因相同的利益和观念而结合，也会因不同的利益和观念而对抗。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既存在于个体之间，也存在于群体之间，群体具有与个人相似的利益和观念，及其相应的目的和动机，群体与个人永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利益为重，以自我的观念为尊，群体意志乃是个人意志的集中和放大，群体意志比个体意志更强大、更难改变。
利益之争和观念之争相互交织，人类社会的一切国家之争、民族之争、宗教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最终都既是利益之争，也是观念之争。利益冲突往往是可以改变的，观念冲突则很难改变，而越早形成的观念越难改变，例如，宗教信仰往往比意识形态更深刻，民族认同往往比国家认同更强大。利益冲突主导着短期发展，而观念冲突则决定着长远发展。利益之争和观念之争既是人类冲突的根源，但也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需求与贪婪
需求是所有生命的本能，但动物的需求都是现实而真实的，且仅限于维持生存繁衍；而人的需求则是无限的，除了生存繁衍外，还包括各种想象和虚拟的需求。这种超越了生存需要，对需求无限延伸的欲望就是贪婪，贪婪为人所独有。贪婪是进化的产物，其最初可能源于动物贮食本能的演化遗存，但动物贮食再多也仅限于实际生存所需，动物只会为需求而争斗，只有人才会为贪婪而争斗。
然而，能够引导人类超越基本生存，追求更高目标，为人类进步提供最终动力的，正是贪婪而非需求。当人类选择智力而非体力作为进化方向时，也就选择了贪婪而非需求作为人类大脑和心智进化的方向。人类大脑和心智越发达，欲求就越多，而欲求越多就越能刺激大脑和心智的发展。如果没有贪婪这种特殊的动力机制，人类将不可能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如果没有对财富、知识和权力的无止境的追求，人类就不可能进步。贪婪与文明发展的方向一致，文明似乎就是一种将需求转换为贪婪的机制，文明的过程就是对贪婪的合理化过程。需求与贪婪之间没有界限，一种需求满足后必然会产生新的需求，只要条件允许，需求总会发展为贪婪，从需求到贪婪是一种自然延伸。
贪婪必然导致放纵，贪婪因而一直被视为罪恶，尽管人类历史上也曾有过许多提倡节制的思想，但真正指导人类发展的主流思想从来都不是节制，而是各种鼓励和激发欲望的学说。因为节制必然会压抑人的想象和创造，扼杀生命活力，违背真实的人性，最终导致停滞甚至倒退，这正是历史上各种禁欲主义失败的根源。
然而，地球上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是有限的，相对于人类欲望，世界永远不会富足。“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甘地）。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必然会加剧竞争，最终导致冲突和战争。
▍善与恶
竞争与合作是一切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善恶乃是人类为适应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而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动物只有生存本能，无所谓善恶，善恶只存在于人类。善更倾向于结合与稳定，因而更有助于社会合作和整体发展；而恶则更倾向于分离与变化，因而更有助于社会竞争和个体发展。当善恶从合作与竞争中逐渐被抽象出来，当喜善厌恶的社会心理和惩恶扬善的社会规范逐渐形成，人类的道德也就产生了，从此善恶就一直是人类道德的核心。
然而，人的本质既非善亦非恶，而是自私，即追求自我生存发展的最大化，而善恶都不是纯粹和绝对的，而是功利和相对的，善恶始终都会服从于自私，并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但正如在生物界，竞争比合作更具决定性，在人类社会，恶也比善更具历史推动作用。恶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破坏，但从长远来看，却更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恩格斯）。恶就是占有、征服、控制和支配，而战争和剥削就是恶推动人类发展的集中体现，历史上，生产力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往往都是通过强力来实施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度事实上也都是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
人永远是一种善恶同体的存在，人类既凶残又富于同情；既彼此伤害又相互帮助；既弱肉强食又保护弱小；一切都取决于其当下的生存境况。而所有人在生命本质、生存需要和生存意愿上都是相似的，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类，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最大的善永远都是生命的保有，最大的恶永远都是生命的毁灭，善恶在绝大多数人那里都表现为平庸之善和平庸之恶。但在任何时代和地方，人类也确实存在一种至善和至恶，即非功利的行善和无缘由的作恶。善恶的相互对立、依存和协同进化也为人类开拓出广阔的道德、伦理和心智发展空间。
▍自我与他者
“人是一个对象性存在物”（马克思）。自我与他者是伴随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并在与外界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认知结构。区分自我与他者是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前提，也是人之为人的起点。
他者就是自我以外的人、事、物和观念，而自我就是与自身一致的人、事、物和观念。自我和他者可以是性别、血缘、长相、肤色、语言或地域，可以是党派、民族、阶级、国家或社会制度，也可以是信仰、价值、意识形态或审美观，每个个人、民族、国家和文化都有划分自我与他者的方式。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是无穷的，自我之内还有自我，他者之外仍有他者。区分他者的目的是为了确认自我和建构关系。
自我与他者是一种相互对象化的关系和过程，自我的存在依赖于他者，他者是自我存在的前提，彼此互为自我与他者。一种情况下的自我，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他者，二者在互动中不断被相互建构。他者思维的出现是对早期原始思维（主客一体、物我不分）的超越，也是人类认知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然而，这种认知结构隐含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合作与对立关系。自我是安全感、亲近感和善意的来源，而他者则是威胁、厌恶和敌意的来源。对自我的认同程度取决于与自我的相似程度，对他者的排斥程度则取决于与自我的差异程度。群体认知乃是个体认知的集中和放大，对我群的友善与他群的凶狠往往是相互关联的，而越是闭关自守的文化，越是爱憎分明的民族，越倾向于群体自恋。
正是这种认知结构决定了，无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趋同，都无法消除自我与他者的天然对立；即使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人们也仍习惯于用单一身份或价值观来区分个人和群体。因为人类永远都需要竞争者、对手和敌人，无论个人或集体都需要随时从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中来确证自我，寻找方向，获取动力。即使没有他者也会制造出他者，或从内部分化出他者，同时，新的群体还会随着新的认知方式的出现而不断产生，如LGBTQ。
▍创造与破坏
人具有两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创造和破坏，它对应着两种最基本的人类活动：生产与战争（耕战）。创造就是创建新事物、新秩序和新观念，破坏就是破除旧事物、旧秩序旧和观念。创造和破坏都只存在于人类，动物无所谓创造和破坏，动物只会被动地受制于内在本能和外在自然法则的支配，只有人才会主动挣脱内在束缚和外在限制。
今天的人类仍在进化，但自人类进入文明后，进化的主要动力已逐渐从自然选择转向了人为选择，使人为选择成为可能的就是因为有了文明，而文明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创造。如果没有创造，当初人类就不可能胜出，即使胜出也不可能发展。
创造与破坏是一种对立统一体，彼此赋予对方以意义和价值，其一旦出现便开启了一种周而复始、螺旋上升的进程，人类历史因而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治乱循环现象。创造之后是破坏，破坏之后又是创造；创造越强，破坏越烈。从长远来看，创造与破坏似乎都是为对方而存在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遵循着某种平衡，而只有创造或只有破坏的人类都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只有创造，整个世界也将不堪承载；如果只有破坏，人类将无以为继；正是由于二者的相互博弈才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战争是创造与破坏的集中体现，战争是一种最具创造性的破坏力，或最具破坏性的创造力。
创造和破坏与人大脑和心智进化同步，它是人类特有生命力的展现，也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之源，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创造与破坏展开的。与今天人类超级创造能力相对应的正是人类超级的毁灭能力。整个人类文明史既是创造的历史，也是破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创造与破坏最终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创造与破坏使人比其他生物更强大，也将比其他生物更脆弱。如果人类大脑和心智的进化不可阻止，那么，人的创造和破坏也将无法避免。
▍暴力
暴力在动物界是一种自然行为，文明的产生虽是对动物自然生存状态的某种超越，但暴力不是文明的对立面而是文明的伴生物。文明只是改变了暴力的方式，使暴力逐渐内化，直接暴力变为间接暴力，显性暴力变为隐性暴力。从直接杀戮到酷刑、虐待、奴隶制和集中营，从经济剥削到政治压迫和文化歧视，从家庭暴力到校园暴力、职场暴力和网络暴力，都是暴力的文明表现形式。暴力工具也由石头棍棒变为枪炮、军队、警察、科技、金融、舆论和信息，各种新的暴力形式层出不穷。
暴力与文明同源。文明萌生于对超自然力量的感知与恐惧，人类最初的暴力行为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和神圣性，如活人献祭和活人殉葬。前者是为了取悦神灵和祖先，这预示了人类精神的突破和宗教的产生；后者是为了死后继续维持对弱者的压迫，享受生前的特权和财富，这预示了社会等级、剥削关系和私有制的产生。此外，血亲复仇强化了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形成；而将战俘直接处死到将战俘作为奴隶，既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人类最初的社会秩序正是源于从这些暴力产生的震慑与敬畏。
暴力是权力的最终来源。文明使暴力被抽象为权力并被赋予了各种意义，而权力的本质就是强制，即对他人的支配和控制。因此，“对权力的追求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力”（罗素）。人类社会的一切利益之争、观念之争、信仰之争、价值之争和制度之争，最终都是权力之争。权力随文明一同进化，文明越发达，权力关系也越复杂、越隐蔽。从暴力即权力到信仰即权力、资本即权力、技术即权力、信息即权力和数据即权力，代表着文明发展和权力进化的历程，但所有权力机制背后始终都离不开暴力。
暴力（战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动物的争斗只是为了食物、配偶或领地，其结果主要是维持种内和种间的平衡，确保物种的延续，不会带来其实质性改变；而人类的争斗尽管伴随着破坏，但客观上却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从氏族到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直至帝国，人类组织形式的进化主要都是通过征服和兼并来实现的。人类所有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都是由胜利者开创的。战争始终是检验一个民族或国家强弱，文化或制度优劣的最终标准。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政权更迭，霸权转移，都离不开暴力，暴力仍是现代政治的最后基础。
▍平等
社会性动物大都存在等级，等级是社会性动物内部基本的生存秩序和组织原则，而个体的先天差异决定着其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人也是社会性动物，等级也是人类的生存秩序和组织原则，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乃是从动物社会演化而来的，等级意识根植于人性深处。
所不同的是，群居动物主要是通过体力来获取优先权和统治地位，而人类则主要是通过智力（知识、技能和谋略）来获取优先权和统治地位。动物只会被动的服从不平等，只有人才会主动追求平等。此外，动物社会只有一重不平等，即天然的不平等，而人类社会却存在双重不平等，即天然的不平等和人为的不平等。天然的不平等主要源于其个体的先天差异，人为的不平等则是伴随文明的产生而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包括社会、民族、阶级、国家和文明间的不平等，而智力、体力、人种、肤色、长相和出身都成了划分人为不平等的标准。
传统社会的等级主要是基于血缘，而现代社会的等级则主要是基于能力和成就。不平等决定着资源、财富和权力的占有和分配，而社会分工、私有制和战争的出现又强化了最初的不平等，使不平等逐渐被制度化。从古至今，个人、社会、民族或国家之间从未平等过。因为不平等既是一种自然格局（结构），也是一种自发秩序（过程），即使从现在起，将所有财富都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要不了多久，又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大部分财富又会重新回到少数人手里，除了天灾人祸，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社会的自然分化。
然而，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却始终存在，但平等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制度设计却是近代的事。人类生性好斗却要追求和平，人人生而不平等却要追求平等——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迈向人性解放和人人平等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平等的出现就是为了迎接一个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时代的到来，因为科技和资本天生具有平等性格，都倾向于将人作为一种无差别的客观对象，平等是发展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前提和基础，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等级社会要发展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科技和资本的发展一方面消除了传统的等级和不平等，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等级和不平等。就生存需要和人格尊严而言，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平等；但就财富占有而言，今天的人类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平等。随着传统的天命观和等级制的破除，人们想要的已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人格、道德和法律），而是实质上的平等（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族群身份），而未能兑现的各种现代政治的平等承诺使普通人随时都感到是一种欺骗和羞辱，反抗不平等因而也成了各种抗议活动的中心和社会动荡的根源。
▍剥削
剥削与战争、瘟疫与气候、技术与资本一直是塑造人类文明的三组决定性力量，其中每两两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剥削与战争是一种源自人性的力量，瘟疫与气候是一种源自自然的力量，而技术与资本则是一种源自人类创造物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人类历史。相较于剥削与战争，瘟疫爆发的频率要低得多，气候变迁的影响则更加缓慢，而技术和资本则是一种持续的人类活动。
剥削和战争固然残酷，但更残酷的其实是自然法则，正是自然法则将生命置于无尽的竞争之中。所有生命无时无刻不在与环境、与异类、与同类斗争，人类也不例外。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但人类仍是动物，文明只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而剥削和战争乃是自然赋予人类重要的进化动力。其中，剥削是一种持续性动力，而战争则是一种爆发性动力，竞争的最终目的仍是争夺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而人类社会竞争最激烈的领域莫过于政治、市场和国际社会，整个人类历史事实上就是由剥削和战争构成的。
剥削和战争与人类文明发展同步。从劳役剥削到实物剥削、资本剥削、科技剥削和信息剥削，每个时代都有其剥削形式，文明程度越高，剥削形式就越复杂、越隐蔽。与此相应，从部落战争到城邦战争和国家战争，从冷兵器战争到热兵器战争和核战争，每个时代都有其战争形式。文明程度越高，战争的规模也越大、毁灭性越强。“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恩格斯）。
剥削和战争具有极强的整合和分化作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的结合与分离，人类秩序建立和瓦解，都与剥削和战争有关。在任何时代，只要存在雇佣关系，就会存在剥削，而基于权利的剥削往往比基于资本和技术的剥削更不公平、更残酷。剥削和战争既发生在人类不同群体之间，也发生在同一群体内部。剥削关系和战争关系都是循环和相互的，剥削者也会被剥削，侵略者也会被侵略。人类社会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具体地位可以改变，但剥削与被剥削，侵略与被侵略的格局永远存在，消除人类社会的剥削和战争无异于消除整个自然界的竞争。
▍心理
人类对杀死同类具有与生俱来的抗拒心理，人性中的确存在共情（同情、怜悯），文明的确使人类暴力整体上下降了，但人只有在安全和温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觉得暴力是无利可图，甚至是可耻的事，一旦生存受到威胁，人性中的恶很容易被唤醒。文明一方面通过各种创造性活动为人类生命能量提供了有益的宣泄，另一方面，文明又由于所带来的不平等制造了有害的能量（如嫉妒和怨恨），这些能量随时都在寻找出口，而所有未被释放的能量都不会消失，只会积蓄起来等待下一次爆发。
战争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少数人的决定，而是群体意志的体现，而人们却习惯于将战争归罪于少数人，认为大众是无辜的。但在任何时代，战争从酝酿到爆发总有一个过程，从羡慕、嫉妒、仇恨到杀机；从内心冲突、社会冲突到国家冲突；从个人暴力、群体暴力到国家暴力；从竞争、斗争到战争，各种矛盾会通过复杂的社会传导被逐渐放大，形成共振，直至爆发。战争永远都是统治者的野心、大众的仇恨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杀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毁灭生命，但文明却赋予其不同的道德含义，在战争中，一方的罪恶往往是另一方的荣光。肉搏在现代战争中已很少见了，现代战争的远距离和非接触性，尤其是战争的智能化和无人化，都大大减轻了人的负罪感。直播战争就如同直播文娱活动和体育赛事，战争似乎已成了观赏对象，未曾亲历的痛苦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战争蕴含着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可以满足人们的不同心理需求，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社会心理的平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而所有神话起源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战争，讴歌战争英雄都是其共同的主题。战争观念一直深入人心，许多具有竞争性和对抗性的社会事件都被喻为战争——“竞争如战争”“市场如战场”“考场如战场”“职场如战场”“足球即战争”。战争历来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战争的娱乐化和游戏化可以缓解人们在平日内心的紧张和敌意，各种战争片、恐怖片、灾难片、战争游戏和竞技体育都是和平时期最好的战争替代品。世界上永远都有那么多军迷，他们热衷军事，痴迷武器，崇拜英雄，酷爱军旅文化，渴望建功立业，怀念战争年代，向往战地生活，似乎只有战争才能带给他们生命的崇高感和神圣感，而和平只会让人感到生命的猥琐和生活的无聊。对于那些穷愁潦倒，四处碰壁的人来说，战争似乎意味着某种机会。
▍理性
“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斯多德）。理性是人类特有的能力，是人们认识世界、适应环境、改造自然的前提。理性是进化的结果，代表着人类大脑进化和认知发展的方向，如果人类当初未能进化出理性的倾向，就不可能从动物中分化出来；而如果理性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也不可能产生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文明的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文明的发达程度就是理性运用的程度。古希腊和启蒙时代只是开启了对理性本身的认识而不是理性的起源。
然而，人并非完全理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的动物，正是这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理性提不出目的，人类目的是欲望和激情驱动的结果，而理性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理性因而只能以工具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形式存在。理性既可用于合作，也可用于竞争；既可用于善，也可用于恶；既可用于和平，也可用于战争。人类对每一个具体和当下的决定都有充足的理由支持，但却无法确认做出某种选择的最初原因，也无法判断其可能产生的最终后果。越是有关具体和眼前的事务就越趋于理性，越是有关整体和未来的事务就越趋于非理性。处于社会不同生存结构中的每个个体都是个体理性实体（个人、公司或国家），其行动主要服从的是理性原则，而人类群体行动则主要服从的是自发秩序（如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和国际秩序）。无数的个体理性汇集成历史理性，即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的选择就是理性的选择。
相对于人的精神活动，人的物质活动（尤其是技术和资本活动）更有助于强化人的理性倾向，因为技术和资本本身比任何人造事务都蕴含着更深刻的理性逻辑。而相对于和平，战争则更能刺激人的理性发展，因为即使在自然界，动物为了节省能量也会尽量避免无谓的攻击，动物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才会发动攻击，而人就更是如此。国家理性乃是个人理性的集中和放大，多数国家在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战争看似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但事实上，“战争是一种理性选择”（詹姆斯•费隆）。战争一直是人类最具计划性和组织性的活动，旨在谋求自身利益和安全的最大化。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组织动员和后勤补给都需要高度的理性运用。但各国的相互猜忌和算计必然带来各种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其理性决策，最终导致各种误判，因此，理性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和行动的成功。在最终意义上，战争是由人类理性、欲望和激情共同促成的。
由于认知的局限，人类永远只能从现实和具体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无法真正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整体及其相互关系，因而无法制定出完美的整体计划，越是宏观和长远的计划就越不可能。在本质上，人类只存在有限理性而不存在超越理性，如果存在，那么人类活动就应该致力于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的身心矛盾，而现实几乎完全相反。如果存在，那么人类的精力就应该主要用于内在的精神世界而非外在的物质世界，因为精神世界是无限的，而物质世界则是有限的。如果存在，那么人类就不应该生产出这么多的人口，尤其不应该发展出今天这种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如果存在，那么人类发展的目的就应该仅限于满足需求而非欲望，进而，低生产和低消费就应该成为理想的发展模式，普遍的闲暇就是可能的，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乌托邦就不会失败，产能过剩就不应出现，各种毁灭性武器根本就不该被发明，即使被意外发明，也应立即销毁。
▍私有制
竞争与合作是生物生存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形式。竞争与合作虽是共生关系，但二者在进化过程中并非对等关系，竞争永远比合作更重要，因为合作最终也是为了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竞争。私有制是在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和家庭的出现后由三者共同孕育的结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私有制既是一种天然的竞争机制，也是一种天然的合作机制，它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不竭动力，因而一直被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基础。人类在绝大多数时候实行的都是私有制，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主要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
然而，私有制必然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进而带来社会冲突，私有制因而也一直被视为战争的根源之一，“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会永远引起战争”（列宁）。从个人到家庭、公司和国家乃是私有制的层层放大，而国家则是最大的私有制主体，国际社会是最大的私有制体系，现行的国际机制也都是为维护这种体系而设立的。即使一国内部实行的是公有制，其在国际体系中仍是一种私有身份，即使是公有制的国家也必然会为本国利益而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乃是由每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私有制属性决定的。
人类早就认识到，只有实行公有制才能实现人类的完全平等，只有建立世界政府才能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然而，人性却是永远难以跨越的障碍。正是出于对私有制的不满，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公有制尝试，在20世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曾一度消灭了私有制，但不久又恢复了私有制。历史事实证明，私有制的确更契合真实的人性，因而更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更有助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如果私有制无法消灭，那么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很难避免。
▍民主
人类不同群体各有其统治形式，但所有统治形式的最终目的都只有两个：维护内部秩序、应对外部挑战。民主制、君主制、共和制和集权制都只不过是不同的对内统治方式，一个国家实行何种制度并非取决于统治者的偏好，而主要取决于其最初的自然条件、文化取向、民族性格和社会发展，其中，工商因素尤为重要，因为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平等都是工商文明的内在逻辑的要求。但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平等迟早都会成为人类不同民族和文化共同的价值追求。
然而，民主自产生以来主要存在于一国之内，在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战争与利益相关性要远远超过与民主的相关性，民主国家之间之所以较少发生战争，主要不是由于民主制的约束，而是因为民主国家共同的历史经历所形成的利益制衡。这些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完成了血腥的原始积累，建立了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更多的价值认同，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控制了世界话语权，这一切使他们在对待其他国家时更容易达成共识，到广大落后国家去寻求发展远比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斗更有利可图。此外，民主国家往往拥有更多的替代选择，而用贸易、技术或金融等手段来打击对方也比使用武力更有效。
民主国家的确更重视人权，但他们对本国（本族）人权的重视要远远超过他国（他族），历史上，许多民主国家都参与过残酷的贩卖奴隶和屠杀原著民。民主国家的对外战争的确会受到更多制度性限制（如国会授权），且需要获得多数民众支持，但民主国家的人民并不比集权国家的人民更理性、更少偏见，甚至更善良。民主国家将民主作为工具，对他国进行武力干涉以谋求自身利益的事例并不少见，民主在今天甚至已成为世界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找到一种能够真正有效阻止战争的办法，人类今天暂时的和平主要并不是靠民主政治、世界贸易和国际机制，真正能够有效阻止大国间战争的主要是靠确保相互毁灭机制（共同毁灭原则）。但自核武器问世以来，人类已有几次与核大战擦肩而过，随着拥核国家和核弹数量的增加，核军控机制的动摇和瓦解，无人知道这种基于恐怖的平衡能维持多久。
▍民族、阶级、国家
人类与其他社会性动物一样都是分群的，在群体内又都是分等级的。人类因最初的自然环境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种族，又因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在民族内部又因个体差异和社会分工而形成不同的阶级。民族与阶级是同时产生的，二者是针对同一人群的平行存在。民族是人类群体的自然属性，侧重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而阶级是人类群体的经济属性，侧重于同一群体内部的关系。国家要晚于民族和阶级，它是对阶级和民族的一种整合，因而具有民族和阶级双重特性，国家既是各民族生活的政治共同体，又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
人类的民族观念、阶级观念和国家观念最初可能分别源于动物的族群意识、等级意识和领地意识。民族、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人类为了适应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与合作而演化出来的三种组织形式，都兼具团结和对抗倾向，都是人性的集中体现。三者是一种嵌入而非从属的关系，无法被相互取代。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存在不同阶级，多数国家都存在不同民族，每个人都分属于特定的民族、阶级和国家，因而都是天然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并带有某种阶级烙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其内部的阶级斗争一样激烈，现存的民族和国家及其内部的统治阶级都是历史的胜利者。
民族冲突的实质是认同差异。民族最初是基于相同的习性、外貌、语言和血亲记忆发展出来的共同体，进而又发展为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更广泛的共同体。从家族到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直至种族和民族乃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群体的扩大。民族主义虽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但民族主义天然的心理和精神倾向却始终存在。民族主义因而一直是最具政治动员力的集体认同，它比阶级更具凝聚力，也比阶级矛盾更深刻。
阶级对立的实质是经济压迫。无论什么地方或时代，人类社会都存在两大对立阶级——少数统治阶级与多数被统治阶级，以及各种中间阶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可以变的，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格局却是不变的，即使全部消灭现有的统治阶级，彻底废除现有的统治秩序，用不了多久，又会自发产生出相似的统治格局，这是由共同的人性和人的个体差异决定的。历史上，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主要取决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占有，而现在则主要决于资本、科技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今天的统治阶级已变为代表资本、科技和文化的少数精英，而今天的被统治阶级仍是大众。
国家争斗的实质是利益冲突。今天世界各国都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形式和法律体系，在各国内部都有法可依，但在国际社会仍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因此，“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威尔·杜兰特）。国家具有与公司相似的特性，国家之于世界如同公司之于市场，权力之于国家如同利益之于公司，国际秩序和市场秩序都基于共同的人性，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公司的市场地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实力，每个国家或公司必然会拼命寻求与其实力相当的权力，用实力来划定边界，扩张其所能达到的，控制其所能控制的。
▍科技和资本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性动物，也是一种资本（经济）性动物。技术和资本都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技术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资本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人与技术的关系。人类文明虽是一个多元展开的复杂系统，但科技和资本始终处于人类文明的最底层并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群，无论其最初的生存方式如何不同，迟早都会被纳入统一的技术和资本体系中来，因为技术和资本对整个人类是普适的。许多最先进的组织方式都是为了配合科技和资本的运行而产生的，而许多最先进的思想观念则是为了培育新的技术和资本而出现的。有什么样的技术和资本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连宗教信仰也不列外，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技术和资本与人类是一种共生关系，技术无限追求效率和资本无限追求利润的逻辑与人类无尽的欲望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类文明的方向就是由人性与技术和资本的逻辑共同开创的方向，文明的进程就是人与技术和资本愈趋紧密的结合过程。今天的人类进化早已从自然选择的被动进化变为由文化推动的主动进化，而主动进化的核心就是由于人与技术和资本的协同进化，即技术和资本的人性化与人的技术化和资本化，而战争则极大地促进了三者的结合。
战争是一种极端的社会变革手段，战争的人类功能就是除旧布新，它倾向于摧毁一切旧事物、旧秩序和旧观念，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重新分配权力，并为代表技术和资本的新兴社会力量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战争对技术的推动要远大于和平时期，如果说和平时期科技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牟利，那么，战时的动力则主要来自求生。战争往往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和资本的潜能，并促成其有效融合，如战时的各种军事/科技/工业/商业/金融复合体。
科技和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其对社会的整合与分化有着重要作用，从技术革命、资本革命到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直至战争。现代战争早已从掠夺土地和人口转向了争夺资源和市场，从武力征服转向了科技和资本制胜，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依赖科技和资本创新所开拓的空间来维持发展，而每个新开创的时代所能维持的时间已越来越短，人类目前享受的许多科技成果多是拜上个世纪的战争所赐，由上一轮科技和资本革命所提供的发展动能已近耗尽。全球性的边际效益递减正在加剧零和博弈和存量争夺，战争似乎又一次正在成为人性与科技和资本逻辑的共同诉求。
▍产能过剩
匮乏是生物的生存常态，直到工业革命前，人类的温饱在整体上也从未有过保障，人类也一直在为匮乏斗争。工业革命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使人类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就第一次出现了产品超过需求，如今，这种相对过剩的现象已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蔓延到整个世界。
虽然产品过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市场需求变化、信息不对称、产业政策、企业竞争策略等。但由于科技和资本一直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和资本的发展最终必然会转化为与之相应的生产能力，因此，随着科技和资本的加速发展创新和深度融合，注定会带来产能的爆炸式增长，进而带来更普遍的产品过剩。而如果我们无法阻止科技和资本的加速发展创新和深度融合，也就很难避免产能过剩，从匮乏到过剩似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
产能过剩的出现必然会加剧国内和国际竞争，而在现有经济模式下，化解产能过剩通常只有两途，一是刺激内需，二是输出产能。尽管各种国际和国内拯救计划能够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缓解危机，但所腾出的空间很快又会被科技和资本加速创新带来的更强劲的增长填满。当所有产能过剩的国家都用同样的方法来化解危机时，其作用就会相互抵消，愿意和能够承接过剩产能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少。而当各种方案都无济于事时，战争就会成为最后选项，毕竟，战争才是最大的消费和最大的去产能，为匮乏而战也将变成为过剩而战。只有在相互摧毁了对方产能后，世界才会进入新的和平增长周期。战争的爆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的全球性产能过剩正在与社会不平等、民族矛盾、领土纠纷、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交织在一起，急切地呼唤着战争。
▍结语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尽管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战争的反思，但人类从战争中学到的从来都不是如何避免战争，而只是如何获胜。迄今为止，人类除了笼统地谴责战争外，对战争本身仍束手无策。然而，如果从整体上看，战争似乎并未使人口减少、令文明倒退，甚至恰恰相反，这或许只能说明，战争确实是是文明的代价。世界上的确也存在极少数没有制度性战争的文明，如非洲原住民、澳大利亚土著和因纽特人，但这似乎也正是他们被现代文明抛弃的重要原因。
真正令人担忧的还不是战争本身，而是现代战争的终极毁灭能力，而这种终极毁灭能力现在已不仅限于核武器，由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将不亚于核武器。更令人不安的是，正如当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有效防止核扩散一样，现在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真正阻止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核大战可能只会发生一次，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对人类的颠覆也将是永久性和不可逆的，没有人真正知道谁会率先爆发。
今天的人类正深陷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危机，由轴心时代以来所开创的精神资源已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现实挑战，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超越民族、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作，以开启一场新的精神突破，引导人类走出困境，共同迈向一个更加和平和可持续的未来。人类永远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没有整体的拯救将不会有个别的或部分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