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仍然是我国的重要目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下阶段金融开放的重要任务。
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过多年发展已取得重大进展，实现了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稳步增长，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离岸金融体系构建等制度创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如今，步入新发展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迈向新征程。
12月9日，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表示，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进入3.0版本，而高水平开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的核心动力。
他进一步称，上海的国际化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只有通过开放才能不断推进国际化进程；同时，通过开放推动国际化进程，对于服务国家战略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也会进一步确立上海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聚焦制度型开放等五大领域
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高水平开放上的发力方向，屠光绍强调了五大领域，首先是从市场开放到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越来越重要。”
屠光绍认为，制度型开放是更深层次的开放，包括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多个方面。其意义在于对整个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具有基础性，更具引领性，同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有着更重要的可持续性。而且，制度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的制高点。市场开放要继续推进，同时更多聚焦于制度型开放。
至于制度型开放如何推进，他称，现在对制度型开放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设计制度，还要考虑到制度在国际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因而，制度型开放首先要与国际对标，比如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制度开放、制度的效率和成本等，都应按照国际最一流、最高水平的制度进行对标，按照国际的最佳实践进行对标；同时也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将国际规则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融合与互动。
其次是要从过去局部的管道式开放向全方位开放。“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讲特别重要。”屠光绍强调称，过去国内的开放是渐进的过程，无论从业务还是牌照管理、监管等，基本上都是通过局部管道式的开放。而如果要更高水平开放，需要不断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方位开放转型。
再者是从传统金融要素开放向新型金融要素开放。屠光绍认为，作为重要要素，数据要素和金融开放关系越来越密切，数据是金融体系的基础要素，影响金融的各个方面。从金融服务的各环节到金融服务的不同流程，再到金融市场的全方位，都属于基础要素。
他还提及，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金融的跨境，包括金融信息跨境、金融业务跨境、金融资本的流动和金融机构的境内外布局，需要机构的综合管理，而这些都需要数据跨境流动。但目前在数据跨境中，数据的分类标准还不太清晰，规则不够细，监管要求还不太明确。
另外，还包括从配置国际资金资本向配置国际资产的功能开放。屠光绍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在配置国际资源时比较多的是吸引（外来资金）来投资。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中国金融体量不断增加、市场不断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资金、资本将向中国集聚。
但需注意的是，配置国际资产方面开放得还不够，比如，能不能有境外公司来境内上市、发债、发行股票等，以及新兴国际资产能否在上海进行资产配置等，包括数据资产、知识产权等到上海进行配置。“特别是要通过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的搭建，更好的推进上海金融中心配置国际资产的功能，不断开放。”屠光绍称。
最后是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主要是指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上海后能否享受“准入清单 准入前国民待遇”。屠光绍称，要更重视“边境后开放”，即金融机构进入之后，如何按照相关法律更加平等地参与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在这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很多都有这方面的诉求。”
推动开放仍需多方形成合力
相比1.0版本和2.0版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本面临的要求更高，挑战更大。屠光绍表示，要推动上述领域的对外开放，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不断前进，需要有更多合力。他建议，可以从四个方面形成合力。
一是发挥市场和政府驱动的体制优势。应对高水平的开放，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要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也要积极发挥作用。“这些方面过去有很好的经验，还要继续坚持政府和市场的驱动体制。”
二是发挥好开放和改革双引擎的作用。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有更多的开放举措，特别是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开放之后，要通过改革巩固开放的成果，发挥好开放和改革的“双引擎”作用，特别是以开放促进改革，又以改革更好的推动开放。
三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高水平开放也涉及难点和挑战，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2.0版的建设过程来看，监管部门的协调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是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机制。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国家要做好战略部署和推动。作为地方，在营造环境特别是高水平开放的营商环境方面，地方责无旁贷。特别是对上海而言，要形成临港、浦东和整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中央和地方形成更好的协调机制，这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水平开放和3.0版建设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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