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材实在很多，但我们却不善于尽量地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而人又很多。
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体爆出许多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材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
一、组织工作的规模
“革命组织的增长与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是太狭隘了。它受“对厂主和政府做经济斗争”这种可怜的理论的束缚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的人，而且那些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例如，近来在军界可以看见民主精神显然活跃起来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越来越多地同工人和学生这种“敌人”进行街头斗争的结果。所以，只要我们力量许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加强兵士和军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注意建立剑如我们党的“军事组织”。
① 专门化与集中化
缺少专门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这个事业的单个“手续”越细致，就越容易找到能够执行这些手续的人，警察也就越难“捕捉”所有这些“做零碎工作的人”。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事情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为运动的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执行细小的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坚强的、由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组成的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越是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也就会越是坚定，越是广泛地传播开来，——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强大，友好的中立有时会决定全局。
能够并且确实会给予我们这种单个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这一切“帮手”都暴露出来，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特别培养一批人来作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以“帮手”，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提供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的”革命家的身分所能提供的多些。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总而言之，专门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② 工人教育与工人提高
“就近观察的人的有价值的意见”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件事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人们在讨论我们对于工人的义务时所常常提出的那种“教育”不仅非常错误，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这件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与知识分子革命家站在同一水平上的工人革命家。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绝不是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我绝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重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
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的态度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训练工人，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问题，而不应当倒退到“中等人”或“群众”上面去。
为了能充分执行自己的任务，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
③ 对职业人员的正确培养方式
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一切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着自己的人材，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特别细心地加以培养的人材。你们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材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却非常懂得，由“中等人”中间提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并不是能够经常做到的。所以他们总是设法把每一个能干的工人立刻安置在相当的地方，使他的才能有充分发展和充分运用的机会，使他成为职业的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了经验和技能，他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了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与他们同样的高度，力求把对工人群众的了解，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无产阶级与它那些训练有素的敌人作顽强的斗争时所绝对必要的职业技能结合起来。倍倍尔和奥艾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间提拔出来的。
凡事有些才干和“有前途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十一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够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与宪兵至少周旋上几年之久。
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越深越广，他们所能提报出来的能干的人也就越多，不仅是能干的鼓动员，而且是能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好的“实际工作者”。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么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因为这种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
我们的直接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让他们走上这条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职业技能的道路，却往往用一些专说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把工人拉向后退。
二、 “密谋”组织与民主制
当《火星报》一成立，就被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成为“民意主义”的机关报。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们当然乐于接受这种责备。这种责备是由两种误解引起的。
第一、在我国，人们很不熟悉革命运动史，竟把凡是主张建立向沙皇制度宣布决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显然，把战斗的革命组织看作看作是民意党人所特有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因为任何革命派别，如果它真想做严重的斗争，它就非有这样的组织不行。民意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同专制制度作坚决的斗争。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依靠着实质上并非革命的理论，不善于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同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群众性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发生，赋予了革命家组织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
第二、有许多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进行的反对“密谋主义的”政治斗争观点的论战了解得不正确。我们一向都反对，并且始终都要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行动，但这绝不是否认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书中，我们在反对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行动的同时，描绘了一种非常坚强的组织的轮廓，这种组织能够“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而采取“起义”以及任何“其他进攻手段”。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是可以成为“密谋”组织的，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都应当和这种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样一种严守秘密，把一切秘密活动的线索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强有力的组织，这样一种不得不集中化的组织，也许会过分轻易地举行过早的进攻，也许会轻率地使运动激化起来，而当时政治上的不满以及工人阶级中的愤怒等等还没有成熟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步。
我们回答说：抽象地说来，当然不能否认，战斗组织可能会引导群众去作轻率的战斗，这种斗争可能会遭受在另外一种条件下绝不是不避免的失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上绝不能限于抽象的见解，因为任何一次战斗都含有招致失败的抽象危险，而除了有组织的准备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危险。只要我们根据现代俄国的具体条件提出问题，就会做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使它不致做轻率的进攻，就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
而现在正是在缺乏这种组织的条件下，在革命运动迅速地自发增长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一个是毫无根据的经济主义和稳健主义宣传，另一个是同样毫无根据的“激发性的恐怖”。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此案能是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有人还会反驳我们说：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实际上，在革命时期，民主原则要求有公开性，而革命家组织要求有秘密性，这是不能同时具备的两个要求。在革命时期，提出民主原则，实在是一句空话，它证明了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目前组织方面的迫切任务。要知道，在我们这里，在“广大的”革命者中间流行的那种不守秘密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况且，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宪警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所以说它毫无意思，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它有害，是因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企图，只能便于警察来广泛破获我们的组织，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严重的迫切的任务，而去拟制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
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期中的不良分子的。
维伯夫妇论英国工联的书里有一章《原始的民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在这里叙述道，英国工人在他们的工会存在的初期曾认为民主的必要特征就是要由大家来分担工会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仅一切问题要由全体会员表决，并且工会的职位也要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只有经过长期的历史经验以后，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可笑的，才懂得必须成立代议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考茨基在论议会制度和国民立法制那本书里，坚决斥责廷豪森对于民主的原始见解，嘲笑那些借口实行民主而要求“人民的报纸直接由人民编辑”的人，证明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就必须有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和专职的国会议员等等，抨击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著作家的社会主义”，认为他们鼓吹国民直接立法制是为了“哗众取宠”，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很少有实现这种制度的可能。
三、地方工作与全俄工作
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制的组织，这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固性，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
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偏重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绝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和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固性。
目前，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是原则上不坚定的、没有政治意义的、在耗费革命力量方面非常不经济、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分散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性一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另一方面它又是由于地方报纸占优势而得以维持下去。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无力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无力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说明我国全部政治生活。
秘密报纸，无论规模怎样小，总要有一种庞大的秘密机关，而这种机关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关来的。秘密机关的原始性，往往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能造成大规模的破获，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干干净净，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要建立良好的秘密机关，就要革命家有很好的专门训练和极其彻底的分工，而这两个条件都是单个的地方组织根本办不到的。
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三十号的报纸的一切地方力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么这个报纸就一定会很容易地出版到六十号之多，甚至能出版到一百号之多，因而一定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中的一切纯粹地方性质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组织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作的必要。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积极从事这种工作，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有容易办理和接近地方的优点，其实这种优点，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的经验来看大都是虚幻的。
为了在各地工厂方面的揭露，我们一向都印发过传单，并且将来也一直要印发这种传单，但是报纸这种出版物，我们却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低到工厂传单的地步。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并不是什么“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巨大和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是以特别突出的事实作为例证的，所以它们能够使全体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觉兴趣，能够真正充实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开始唤醒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
要很好地、有趣味地描写城市的事情，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单从书本上了解这些事情。要在报纸上叙述城市的和国家的事情，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起来并且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原始的小组中所实行的那种“原始的民主”，即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面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民主，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作家、专门通讯员所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的队伍，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各种各样的“国家秘密”（俄国官吏时常以这种秘密自傲，而且时常随便将它们泄露出来），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里去，——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晓的人所组成的队伍。我们这个反对任何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政党，能够而且应当去找到、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晓的人所组成的军队去作战，——这一切都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
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常常没有认识到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性。
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则上提出运动的根本问题和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工作，是这种地方机关报所不能胜任的。而它提供的特别好的东西，如采矿工业家代表大会，论失业等等问题的文章，却又不是一种纯粹地方性的材料，这种材料不只是南俄需要，而且全俄各地都需要。
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使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关心全俄的机关报，主要为全俄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任何一个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的鼓动来真正帮助运动的报纸。
四、工会小册子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职业性的斗争（经济斗争）栏，这大概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工会运动的增长，也是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已成为需要的工会报刊的形式，应当是工会小册子。
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一切说明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关于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的整理。
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记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职业性的详细情况；第二能把我们的职业性斗争的经验的记过记载下来，能把我们收集起来的那些材料保存下来，并加以概括，而这些材料现在却简直散失在大量的传单和片面的通讯里；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某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关于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激励别的地方的工人一次又一次进行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担负起最先把工会斗争综合起来的责任，并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加强，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正确的比例，【形成偏差】。